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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假冒商标注册保护的贡献

2017年11月4日，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通过并颁布。其中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条款引起业界的关注，尤其是第6条（对应19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5条，为了行文方便，后文统称为第6条）。在修法过程中，第6条前后几稿摇摆不定，每一稿都会出现重大变化：2016年国务院法制办公开征求意见的“修订草案送审稿”（以下简称《送审稿》）第5条大幅度修改了19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5条①的格局，将之改为一个对几乎所有“商业标识”提供反“误认”保护、适用范围极为广泛的制度。②该项修订虽然在细节上存在些许缺憾和模糊，但将该条改为一个适用范围广泛的对所有商业标识的反误认制度，是准确的。然而，在2017年2月正式提请全国人大审议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以下简称《修订草案》）③中，相较之前《送审稿》有了相当大的变动，基本上放弃了2016年《送审稿》中的修改，又回归到1993年的法条格局。有意思的是，在2017年11月4日颁布的正式修订文本中，第6条摇身一变，相比《修订草案》的文本又出现了较大的变动。④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条在修改过程中的摇摆，说明我国对该条的适用范围、目的及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位置等，并不十分清晰，难以产生共识。幸运的是，就最终公布的正式文本来看，还是基本可以接受，主要体现在：1.明确了本条的目标为反仿冒，或者说反误认（法条正式用语），而非一般意义的混淆，以此区别于《商标法》中注册商标权的侵权认定标准；2.最重要的，是本条增加了兜底条款，即第（四）项，而且以“引人误认为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这种范围比较广泛的误认类型进行兜底，将会大大扩张本条救济的范围，从而解决了本条长期存在的列举不周延，导致诸多商业标识的仿冒行为由于客体限制而难以适用本条的问题。兜底条款的设置，既可以避免本应由本条调整的行为向本法第2条一般条款寻求救济，也可弥补前三项的具体列举不周延导致的法律漏洞。
新修订的第6条比较合理，无疑将大大缓解实践部门遇到的诸多法律适用难题。然而，该条的价值，实际远远超出目前为止人们的讨论。依本文之见，该条将会是我国商标保护的基础性制度之一。2017年修法为上述前景铺平了道路。退一步讲，即使立法未达到预期，鉴于本条的重要性，实践部门也有必要挖掘本条的真正价值，扩展其适用，使之真正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本文的目标，是为《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商标的规制确立明确的法律基础：反假冒。本文认为，应将第6条的内容视为对商业活动中出现的所有“商业标识”（不限于商标）进行反假冒保护的制度。本文进一步认为，反假冒制度在整个商标制度中极为重要，是与注册授予专有权的确权制度并行的两大支撑性制度之一。这种框架实际上也是注册制国家的普遍性选择，原因在于注册制不能解决市场公平问题，甚至恶化了市场上的竞争，必须同时以市场公平规则对之进行平衡，方能正确发挥作用。
重视反假冒制度的重要价值，将之作为与商标注册制并列的一项独立的制度，能够有效且合理地解决我国商标制度给企业带来的困扰，有效应对各种新型商业标记的利用问题，比如商品化权、域名侵害问题等。上述观点，实际上在现有研究和法条中，已有部分体现，比如很多专家学者以“反仿冒”总结《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条的目的，⑤法条也以禁止“误认”概括该条所禁止的行为。然而，以往研究并未明确解释“反仿冒”与英美法中重要的“反假冒”制度的关系，本文选用“反假冒”一词，而不采用以往常见的“反仿冒”，用意正在于将该条直接对接于西方“反假冒”制度，与这种重要的商业标识保护制度打通联系，以便能够参与相关的国际讨论，进而借鉴国际上在这方面的最新成果。本文所采用的“反假冒”与我国常用的“反仿冒”“反误认”等应作相同涵义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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