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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11省外包市场2011中国很难超越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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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超越不可能完成

带着这样的疑问,记者对国内外包行业的资深人士进行了采访。“如果这真是IDC发布的预测,那我觉得他们应该关门了。”某业内人士说道。虽然只是一句玩笑话,但从中也可看出其对IDC这一预测的观点。同样,作为国内最早的外包从业者,博彦科技高级副总裁曲玲年也认为,5年之内中国在离岸外包领域根本不可能超越印度。

“一个简单的数字对比就可以说明问题,2006年中国离岸IT服务市场的总量大约是25亿美元,而同期印度的总量为320亿美元左右。这之间是十几倍的差距,怎么可能在四年内超过?”曲玲年反问道。

同样,作为国内第一家专注于离岸外包的专业研究机构,大连永佳软件外包生产技术研究所所长罗毅也对IDC这一预测表示了质疑,“在离岸外包方面,中国与印度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印度目前已几乎占领了美国的全部外包市场,而中国对于欧美外包市场才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做的多是编码等技术含量低的底层工作,所做的业务类型只限于ITO(信息技术外包)和BPO(业务流程外包),而印度目前已向更高端的KPO(知识流程外包)转变。因此,要想在五年内完成超越是非常困难的。”

实际上,确如曲、罗二人所说,中印两国在外包领域的差距显而易见。至于单个城市,这种差距就更加明显:2007年,印度班加罗尔市新增10万名外包工程师,收入则增加30亿美元左右。“这几乎是中国全国的离岸外包收入,更不要提单个的城市了。”大连华信公司肖经理说道。

个体企业之间的差距则更进一步扩大。以印度最大的外包企业塔塔为例,目前已经达到11万人,年收入超过50亿美元。而中国外包企业中规模最大也不过1亿美元左右。两相对比,相差近50倍!

这样看来,IDC的预测似乎根本无法立足。

不过,也有业内人士对IDC的预测给以了支持。北京育桥软件总经理于洪涛就是其中之一。“虽然从正常思维来看这一预测不太可能,但不排除意外因素。” 于洪涛认为,目前离岸外包产业发展的趋势是世界期待中国产生一个比班加罗尔更大的外包城市,同时中国也迫切需要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建立一个制高点。“实际上,外包就是政府在寻找的那个制高点。我相信在2011年之前中国政府肯定会对国内外包产业和相关城市有特别大的支持动作。”于洪涛笑言,其实他的愿望甚至比IDC更疯狂,“我曾经希望2010年中国就能在软件外包领域超过印度。”

但于洪涛也坦承,这更多的只是期望而已。

中国外包产业的机会

显然,2011年实现超越已不太可能。做出这样一个判断或许会让人有些失望,不过,另外一个几乎可以肯定的结论应该会让我们的神经重新兴奋起来:10年之内,中国外包产业将会全面赶超印度。

为什么会如此肯定呢?事实上这一结论是在对中印两国软件外包整体环境进行对比后而得出的,因此应该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一般情况下,一个成功的离岸外包接包国应具备以下四个因素:丰富的人力资源、高质量规模化的专业IT基础设施、成本优势以及有利的商业环境(尤其是政策支持),也正是这四个因素,使印度成为了全球离岸外包市场的领先者。不过,从现状来看,印度在这四个因素上都正遭遇着不同程度的困难。

首先,从人力资源来看,印度已经遇到了人才瓶颈。“以往这曾是印度的优势所在,但随着印度外包产业的迅速膨胀,人才已经成为其发展的瓶颈。”曲玲年说道。

2004年,曲玲年曾受国家发改委的委托,主持成立“国家软件出口基地中印合作办公室”并任首席代表,历经20个月的商业谈判,建立了中印之间首个IT服务外包合资企业。因此,对于中印两国外包产业优劣势的了解,曲玲年绝对是最有发言权的一个人。

“目前印度每年可提供的IT服务人力资源在50万人左右,而印度从事IT外包的员工总量是160万。如果按照现在印度外包产业每年35%左右的增长速度来计算,人才的需求量应该在60万以上。由此可见,印度在人力资源上已经出现了缺口。另外,员工高达35%的离职率也印证了印度人力资源供给的结构性问题。因此,印度IT服务产业未来发展的市场空间将被人力资源瓶颈锁住。”曲玲年分析道。同样,育桥软件总经理于洪涛也认为,印度的人力资源增长无法跟上外包产业的发展速度,现在已经达到了极限,后续增长空间十分有限。

实际上,关于印度人力资源供给后继乏力的问题,已经逐渐在欧美用户中形成广泛共识。而与此同时,中国的人才优势正在逐渐得以体现:目前中国每年大学毕业生的数量是500万左右,其中至少有100万可以通过培训转换为IT外包服务人才。而且这一数字还在迅速增长之中,两相对比之下,中国在人力资源上的优势将会越来越大。

在基础设施方面,中印之间应该处于同一水平。不过,由于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目前中国在硬件设施建设方面已经开始领先印度。“无论是大连、济南还是南京,硬件基础设施的建设都已经超过印度,有些方面甚至连印度人看过以后都十分羡慕。”曲玲年说。

成本优势的丧失则是印度外包产业发展的另一隐患。事实上,劳动力成本优势一直是外包的一个主要优势,但由于印度外包工程师近几年来一直保持20%左右的工资增长率,所以印度在这方面的优势正在逐步丧失。而在中国的情形却与此相反。根据北京软件行业生产力中心的统计,中国应届毕业生的月平均工资水平已经从1999年的45005000元降至2004年的20002500元。“甚至有一些印度的外包服务商已经开始雇用有能力的中国软件工程师了。”华信公司肖经理说道。

最后,在商业环境方面,目前印度在知识产权、与国际标准接轨等方面仍领先于中国,不过在最重要的政策支持上,印度显然要大大落后于中国。“印度的外包企业大多是民间自发,政府给予的支持很少。而中国政府对于外包产业的支持力度是有目共睹的,不仅在政策、资金等方面加以扶持,还牵头成立很多软件外包企业,这对于国内外包产业的发展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一个强势的政府是促进外包产业发展的最关键因素。”曲玲年如是说道。

事实上,正是由于印度在这几方面所遇到的问题,使得很多欧美用户近年来开始考虑印度之外的市场,而中国则凭借着综合资源优势成为其中的首选地。“这也是最近两年国内欧美离岸外包市场开始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从某种程度上我们应该感谢印度,因为正是他们出现问题才给了我们机会。”曲玲年笑着说。

谁将成为世界外包之都

是的,机会已经出现。那么,究竟国内哪个城市能抓住这一机会,最终超越印度班加罗尔而成为世界外包之都呢?

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对国内各主要外包城市的现状有所了解。目前国内认证的服务外包基地城市共有11个,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未来的“班加罗尔”将会在这11个城市中产生:北京、上海、大连、深圳、天津、南京、杭州、西安、武汉、济南、成都。根据这11个城市的相关特点,本刊首次对其进行了细致的归类。

第一类是外包战略中心城市,包括北京和上海。这两大城市未来的发展方向将 以高端咨询和研究为主,更多的是作为国内外包产业的战略发展中心。

第二类是生产工厂型城市,包括天津、杭州、南京。这类城市由于同上海或北京相邻,因此将承担基础框架生产的工作,成为国内外包产业的生产工厂。

第三类是具有国际地缘优势的外包业务中心,包括大连和深圳。这类城市的特点是具备国际地缘优势,比如大连与日本的联系、深圳紧邻香港等。这类城市将发展为国内外包产业的业务中心,成为相应市场的外包业务主要承接者。

第四类是成本优势外包业务中心,包括西安、武汉、济南、成都。这类城市主要以二线城市为主,在人力及物业成本等方面具有优势,将主要以附件城市的角色呈现在国内外包产业链中。同时,这类城市将会在细分市场上力求体现其竞争力。例如西安的BPO、成都与集成电路相关的软件外包业务等。

从目前来看,这四类城市中具有领先地位的是北京、上海以及大连。其中北京约占据国内外包市场份额的三分之一左右,上海则在15%20%之间,大连的份额也达到8%9%左右。这三大城市的份额之和超过国内市场总量的60%。而其他城市相比之下,还有一定的差距。

随着中国外包产业的发展,在这三大城市中,北京和上海的地位将会发生变化,其业务方向将逐渐以高端咨询为主,更注重战略及发展方向的研究,因此在外包产业总量增长速度上可能会有所减缓。而大连由于天然的国际地缘优势以及政府的强力支持,很有可能在这11个城市中脱颖而出。实际上,在今年的软交会上,大连市政府已经公开了这一“野心”:大连市市长夏德仁在2007年全球软件和信息服务高层论坛上明确提出,要把大连建设成为全球软件和服务外包的新领军城市。

对于夏提出的这一目标,育桥软件总经理于洪涛认为很有希望实现,“大连市的特点十分突出,政府对外包产业的支持力度也十分巨大,如果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最终成为国内外包领军城市的希望还是非常大的。”

不过,在充满希望的同时,大连也要面临一些挑战:例如对日业务比例的过大、企业高端能力的缺乏、人才需求与有限供给之间的矛盾、企业规模如何迅速扩大等。虽然这些挑战十分复杂,但如果要想成为领军者,大连必须克服也应该有能力克服这些挑战,毕竟世界和中国都对此充满期待。

三种主要外包形式

1.在岸外包Onshore(Onsite) Outsourcing

在岸外包多指将包发给同一国家不同地区的企业,特点是语言文化相同,地理位置较近,便于沟通。例如华为公司将项目发到国内的高校或企业等形式。

2.近岸外包Nearshore(Nearsite) Outsourcing

近岸多指将包发给离自己很近(接壤)的境外企业。特点是语言相同,文化相同或相似,地理位置近,便于沟通。例如美国将包发给加拿大或墨西哥这样的形式就可称为近岸外包。

3.离岸外包Offshore(Offsite) Outsourcing

离岸外包多指将业务发往境外企业,特点是地理位置较远,有的会有很大的时差,成本有较大差别,语言文化有可能不同。例如美国与印度,中国与日本等等外包关系。

睿商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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