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份，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发展问题的复函》(9号文)，批复了商务部会同有关部委共同制定的促进服务外包发展的政策措施，批准了20个城市成为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从9号文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央政府对于大力发展软件与服务外包产业的扶植决心。
在这20个示范城市中，重庆作为唯一的一个西部老工业基地分外显眼。面对发展软件与服务外包产业多年已成气候的大连、北京；面对同是地处西部雄心勃勃的成都、西安，重庆如何从对自身强势资源的调配中寻找优势，在西部软件与服务外包产业中迅速崛起，成功打造中国软件及服务外包产业的前沿城市，成为了我们关注的焦点。就这个话题，计世网总经理欧阳斌近日采访了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党组书记沐华平博士。视频>>
欧阳斌：重庆是六大老工业基地之一，升级为直辖市之后的11年时间里，更是成为了重庆工业转型与振兴的爬坡阶段。汽摩、装备、化工、能源产业等传统产业具备了强大的“硬实力”。
而重庆近期提出要构建“中国软件外包的前沿城市”、“中国在岸外包的引擎”，相应而言，新的城市核心竞争力是一种“软实力”，您怎么看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重庆自己的传统工业是否是“服务外包”的强大内需？对服务外包，尤其是对“在岸外包引擎”的实现提供了好的牵引？
沐华平：重庆是我们国家很重要的老工业基地，其中汽车、摩托车、装备制造业，包括未来要发展的石化工业都是重庆重要的支柱产业。如何使老工业基地振兴，实行经济战略性转型，我们就需要探索一条新的路径。
在当今全球产业转型的过程当中，一方面要承接制造业方面的转移，同时也要承接软件方面产业的转移。为什么在产业发展当中我们发展关注软件业？因为我们知道，一半的制造业它的增加值差不多是其产值的20%到30%；而软件业的增加值能达到80%至90%，所以软件业对GDP的贡献是比较大的。
重庆要想实现经济的转型，既要发展传统制造业使信心得到提升，同时也要发展软件业提升经济发展的含金量，使制造业和软件业同步互动发展，使经济的增长与增量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又好又快的发展，这是经济增长本质要义所在。
当然“硬实力”和“软实力”这两者是互为关联的，如果没有“软实力”提升的话，那“硬实力”也不能保持持久；没有“硬实力”的话，“软实力”就失去了依靠的基础。所以制造业和软件业，“硬实力”和“软实力”都必须要发展，这样才有可能使经济结构更加合理，使经济的增长建立在有效率的增长机制上。
欧阳斌：目前重庆传统工业的产业优化在“企业自发”和“政府引导”方面各呈现出什么样的局面？企业有没有意识到服务外包对企业成本、竞争力带来的好处？这方面的启动您觉得该分几步走？关于这个问题，目前最让您操心的是什么？
沐华平：产业的优化和结构的调整要靠两个方面做，一个方面是市场的力量，第二就是政府的力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的根本性作用来自于市场，市场是配置资源的基础性力量。但在产业发展的初期，特别是市场机制不够健全的情况下，政府的引导，甚至推动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在重庆产业结构的调整当中，要充分依靠市场来推动资源的重组。比如说企业之间的兼并，传统企业和一些新型高科技企业以及IT产业的集合。使传统企业利用高新技术来提升传统企业的竞争力，进行战略性的重组，在重庆有很多这样的案例。
当然政府在引导资源配置方面，也有很大的空间，甚至在某些时候还起到重要的推动性作用。比如说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方面来讲，由于高技术产业发展初期风险比较高，同时对企业的近期回报还不是那么高，但对地方来讲有战略性需要，又是一个很重要的产业支撑的平台，那么政府就需要花大量的精力来投入。产业的优化不仅仅依靠市场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在在不同的阶段，应该有政府的引导和政策方面的推动。
服务外包对企业而言，要达到自觉自为的阶段还要假以时日。由于企业文化、自主知识产权保护环境、成本方面的考虑、甚至利益驱动等原因，许多企业不太愿意把一些的非核心的业务外包出去。
当前无论是重庆还是全国各地，甚至从世界范围来看，我们需要建立服务外包这样一个政策的机制和文化的氛围。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环境，企业就没有动力将非核心业务分包，我们想推动软件产业和制造业互动发展这样一个战略就不能实现。所以就需要既有文化环境方面的营造需要，同时又能够建立一套行为机制，促使企业将业务分包出去。
同时，服务外包不仅仅涉及到企业，也涉及到政府部门的事务，政府部门有一些非核心的业务也需要分包。为什么要把服务外包在全国推起来，这不仅是企业的一种需要，也是政府的一种战略。
前一段时间也在和企业老总，包括政府部门和一些官员沟通，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要外包出去？外包一般来讲有三个重要的考虑因素：第一是成本，第二是效率，第三是质量。
从成本方面来看，一般情况下，当企业进行成本核算发现自己做和拿出去做成本相差10%到30%的时候才有动力外包，这样的业务分包出去是有意义的。但这当中必然会对企业效率产生一定影响，因为外包是在两个不同的主体之间进行交易，这就需要构建一个互动的机制和诚信的环境，所以这里会产生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的增加就会产生效益方面的转移。当然在分包出去以后，由于专业的细分，可以使服务质量得到提升。所以说在成本、效率和质量这三个方面进行博弈，看哪种因素是最关键的方面，可以影响企业最终是否选择外包。
我们打算选择一些的重点行业，为企业从成本方面进行分析，业务分包出去以后，企业的成本会降低，效率也没受到多大影响，质量能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这方面可以采用一些分步骤的策略，比如说企业原有的信息化部门，可以从母体企业中独立出去。由于信息化部门和母体之间有相互熟悉的人际关系和互信的环境，这样进行交易的话，效率就会得到提升，可能比另外一家外包服务公司的起步要好一点。当然这个部门独立出去以后，要有一定的实力，不仅仅可以承担母体集团的业务，而且还有足够的能力拓展集团以外的业务，提高服务的范围，参与到整个市场化的竞争当中。下一步，我们想选一些行业重点做这方面的培育。
软件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之路
欧阳斌：目前重庆有没有类似于启明、宝信这样的例子？
沐华平：当然有，比如说长安汽车的亨格信息公司。这个公司以前是长安汽车的内部公司，后来成为一个独立的法人实体。亨格不仅仅为长安集团服务，同时给长安以外的汽车企业，包括其他的行业提供一些信息化方面的服务。现在亨格差不多有1/3的业务来自于长安集团之外，而且这个比例还在进一步提高。
冶金行业的中冶赛迪，不仅仅为重庆的炼钢厂提供信息化，包括咨询方面的服务。而且也为宝钢、巴西钢厂等很多企业提供信息化方面的外包服务。中冶赛迪，为市外企业服务的业务量差不多占整个公司业务总量的70%到80%。这家企业去年的营业收入达到29亿元，名列中国企业百强当中第11位，所以重庆市政府去年对中冶赛迪进行了100万元的奖励。
欧阳斌：在您的期望里面，在整个结构的规划里面，重庆本身的“硬实力”在09年估计会给软件服务外包产业带来多大的需求？
沐华平：重庆有一大批从事在岸外包服务的公司，这些公司既给本地企业做，也要给外地企业提供外包服务，这种服务的比例大约是1：4。也就是说20%的业务来自于本地市场，80%来自于外部。
按照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产业规划中的目标500亿来计算，其中外包产业可能会占到60%到80%，其他是软件产品的收入。也就是说，外包产业产值会达到300亿到400亿之间。这其中20%来自于本土业务的话，70%到80%的目标就要通过大量外部的业务来实现。
当然这个比例，还需要做出适当的调整。在本地业务不足够的情况下，还要通过一些改革，比如通过鼓励企业剥离非核心业务，把外包市场培育起来，使本土业务量进一步提升，这样才能够吸引专业性公司，甚至跨国公司到重庆来落户。政府正在进行一些谋划，推动传统制造企业的一些业务进行剥离和分离，这个过程首先要从国有企业开始进行。
欧阳斌：电子信息产业振兴规划里明确了信息产业的几大重任，其中一个就是希望通过信息产业的发展来实施结构调整。重庆市政府如何看待软件外包产业对于重庆经济“实施结构调整”的战略意义？您认为，达成这一战略目标的几个战略高地是什么？
沐华平：软件服务外包产业的培育和增长，很显然对整个经济结构的转型非常重要。制造业的发展有赖于软件产业的发展以及信息互动。如果单讲制造业不讲软件业，或者说制造业在一味发展，而软件业远远落后，那么整个经济的结构是不完整，不可持续的。
要促进软件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最起码有四个方面需要重点做：第一个是IPO，信息技术外包。让专业的外包服务公司为企业的软件应用、信息技术进行开发。
第二个方面来讲叫BPO，业务流程外包。这涉及到企业的非核心业务，比如说数据、财务方面的处理，还有呼叫中心等等。惠普在重庆建立了中国的呼叫中心，这个呼叫中心是从事计算机销售方面的呼叫中心，其人均劳动生产力要达到每年100万美元，这个就是从传统形态的人去销售转化为电话销售。
第三个是数据中心。企业不再自己建数据中心，而是集中放在一起。这样的数据中心，不仅有先进的刀片服务器，而且有很好的运营管理，能够降低运行的成本，尤其降低能源的消耗。进一步来讲，这个数据中心不仅仅承担了简单的数据存储业务，而且提供了附加值很高的增值业务。对中小企业竞争力的提升，特别为其对市场进行有效的开发创造了很好的平台。
第四是设计平台和研发中心。资源在全球进行配置以后，有些企业连研究开发都外包出去，让别的公司帮他做设计。比如说惠普、戴尔这些PC公司，很多计算机自身的设计、制造都给了台湾厂商。什么叫OEM公司？他们既有设计能力，又有制造能力，而跨国公司有品牌，负责销售，就是把研究设计开发这方面的工作进行外包。
所以重庆要发展服务外包要对这个层面上进行推动，刚才讲IPO、BPO，数据中心、还有研发中心。这是在经济调整期当中，发展外包产业很重要的战略。
欧阳斌：重庆是“两化融合”国家级试验区，同时外包服务是重庆正在培养的新的城市核心竞争力，您能否举个例子说明“软件服务外包”对“两化融合”的意义？
沐华平：服务外包产业是在整个经济调整过程中着力发展的一个产业，同时它跟两化融合也密切相关。要加快两化融合，促进工业做大做强。我们会发现，融合的目的是使工业由大变强。所谓的强，包括四个方面的特性：软件和制造业之间的耦合性，市场反应的敏捷性，成本的降低，还有产品开发的创新性。其核心有三个：低成本，效率，高质量，当然还有人文性、科学性在里面。
在具体的工作当中，比如说长安把一些业务外包给其他公司去做。很显然它的服务质量，产品开发周期大大缩短，供应链效率得到了提高，整体的成本也得到了降低。以前长安的产品开发、设计都是由自己来完成，现在的产品设计是基于产品协同设计平台，有设计团队在意大利，也有团队在重庆，在互联网上进行设计。还有些产品维护的业务也会分包出去，这样总体的成本降低了30%以上，大大提升了长安产品的竞争力，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
实施结构调整中的“融合”与“分离”
欧阳斌：在整个“实施结构调整”的执行中，融合与分离是两个关键词。前者着重于改造，后者着重于优化？前者是优化传统产业，后者是优化已经形成的信息化体系，目前这个阶段，它们各自的难点在哪儿？
沐华平：随着全球产业分工的细化，如果把这些业务让专业外包公司去做的话，可能成本更低，服务的质量更好，这就需要我们要把业务拿出去。融合和分离之间看起来是矛盾，其实是统一的。传统产业必须走融合的道路，但是融合并不是都需要靠企业自身来完成，也可以由第三方来做。
在推动两化融合的过程当中，长期以来我们讲信息技术的应用，政府要在传统产业上去推动应用。在推动的过程中碰到很多的障碍，包括领导人意识和企业核心人才的缺乏，还有一些工作机制的改变等等。但是大家的关注点始终在企业的内部，而没有关注到外部的效率。很多技术性和机制上的障碍问题，完全靠企业的内部是无法解决的。
对融合的难点来说，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激励机制问题。现在的国有企业考核往往是短期性、阶段性的，这样短期性、回报性的考核，不利融合目标的实现。因为技术应用以后，需要假以时日，才能转化为生产力。如果这套班子是一个阶段性的考核机制的话，企业一把手就不太可能以太大的资金和人力，将信息技术用于产品技术的开发。
对分离的障碍有在于，现在各企业和集团内部都有各自的IT部门。如果要把这些业务分包出去的话，那IT部门的人员可能就没有工作了，所以企业自身就没有积极性。按道理来讲，对于这项工作的考量，或者进行战略调整是由企业一把手或者进行成本核算的首席财务官应该考虑的一件事情。但是很可惜在企业的内部，包括企业的领导阶层，对成本方面的考量，包括实施的路径图方面不是很清晰。而外包这项工作，是由IT部门来进行推动的，而不是由领导层或是经济成本这方面推动的，所以推动成本就比较大。
要想分离这类业务，必须要作为一把手工程，由总成本核算的经理和领导层下决心进行做，并不是有IT部门自身来做。在顶层设计当中来讲的话，如何建立高层的、一把手的成本意识。有了成本意识还要求懂IT业务，如果不懂IT就不可能采用这种路径来降低成本。
路径：政府服务职能与企业主体
欧阳斌：政府的服务职能和经济发展，或者经济机构当中以企业为主体这两者又有什么关系？尤其在实战这么大一个的战场，标本性的重庆经济转型当中，政府、企业以及其他的交易机构，园区互相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怎么样协同？政府的服务怎么体现？引导怎么体现？
沐华平：在市场经济当中有不同要素，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角色之间其实也在博弈。最终去看博弈的结果、博弈的方式，是不是有利于这个地方经济的发展，是有效的博弈还是无效的博弈，是现有资源消耗型的博弈还是博弈之后资源放大。
那么政府的职能也是一样，政府是一个服务型的政府，但是如果在资源的整合和互动当中，市场作用无效的话，政府就必须进行强有力的经济体系建设。在大学、科研院所和园区之间，政府要充当很重要的协调员角色。这需要强有力的政策来进行推动，促使在不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当中，使要素之间的互动交易能够达到成本最低化，效益最大化，对重庆而言也是如此。
重庆现在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但是不可讳言的是，我们在一些产业，特别是高新产业的发展当中还处于初级阶段。在这个当中，园区的不成熟性，包括一些服务机器的不完善性，以及我们人员的不专业性，对此政府就有责任来帮助园区发展，包括招商引资，包括战略制定方面，要和园区共同成长，在服务过程的战略方面发挥的作用更大。
重庆现有的园区并不像沿海地区的园区那样很成熟了，可以自己进行招商。在这个过程当中政府所承担的角色可能会更累一些，或者说做的再多一些。但我相信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的园区全做起来了，园区的管理机制健全起来了，园区的人员素质提高起来了，国际化程度提高了，这个时候政府就应该让出空间。防止在经济发展中，政府力量过于强大，产生经济学上说的挤出效益，让园区始终处于一个的空间狭小的状态。这当中要取决于不同的阶段去调整政府的决策和定位。
狼式团队展现新官员形象
欧阳斌：您能不能以您自己的工作以及团队的工作为例来说明一下，给我们剖析一下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互动过程？什么样的关系怎么来进行协调和调度的？
沐华平：去年惠普在重庆推出了全球制造基地这样的项目，为了吸引惠普到重庆来，由信息产业局牵头，在主管常务副市长黄奇帆的领导下，包括园区的配合，政府部门形成了有效的合力，来使这个项目最终落地。从项目的策划到上门拜访，到实际谈判，到最终签约仅仅花了五个月的时间。到正式的动工建设，也只花了七个月。我们用了这么短的时间，就完成了对跨国公司来讲，通常要花一到两年才能完成的任务。
我和黄奇帆常务副市长到美国总公司拜访的时间是5月12号，当然这之前到中国惠普谈了很多次了。在我个人跟惠普高层的接触中，通了六百多封email，都是用英文进行交流的。整个过程当中，重庆完全提供了效率。在讨论问题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使用英文；在谈细节的时候，我们能够很快的进行决策。
政府就像企业一样讲效率，我们要讲成本进行谈判。在信息产业局有几个团队也是同样的状态，每个团队既懂技术也懂成本核算同时也懂英语。目前有五个这样的团队，分别在进行这样的项目引进的工作。
七个月的时间到动工，这在世界IT重大项目史上都是很少的。重庆创造了先例，惠普也创造了先例。
欧阳斌：我印象中好像您还提过一个的狼式招商法？
沐华平：狼式招商法是我们信息产业局在项目实践当中的一个的创新。要实行管理方面的创新，包含第一步要到处秀各级情报，第二步要扑上去主动出击，第三步死咬住要抓住关键的人和关键的环节，第四步要找准时机拖回来到重庆考察，第五步要拼劲全力吞下去让项目落地。这五个环节的项目引进的流程每一步都有成本进行考量，投入产出方面考量，促进我们的项目引进是建立在科学的和成本核算的基础上，收到很好的成效。
欧阳斌：在软件外包产业里面，人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您如何看待处理“产学研”关系，是否有成熟机制？它与“人才池”的建立有着什么有的关系与具体措施？
沐华平：人才是软件产业发展中最核心的要素，没有人才就没有软件产业，有什么样的人才就有什么样的软件产业。我认为人才方面最起码有四个方面需要我们来进行考量，一个人才首先你要有充足的购买。我们重庆有57所大学，在校有七十多万的大学生，每年毕业的有十六、七万的大学生。这是量，讲量的概念。
第二个是讲人才的结构。高级、中级和初级的人才结构合不合理，对于软件外包来讲，这三者之间的比例差不多是1：2：7，呈金字塔的结构关系，这样才能够使整个软件产业建立在一个合理发展的基础上。
第三个是讲人才成本价格。因为软件外包产业往往是从成本高的地方向成本低的地方流动，所以说人才成本是很重要的。重庆的成本只有沿海地区的40%，这是发展外包产业的重要基础条件。
第四是人才的稳定性。一般来讲，人才的流失率要低于10%才是比较合理的。重庆的人才流失率只有5%，而沿海地区是15%到20%。比如我们重庆HP的人才流失率才2.7%，在跨国公司中是很低的比例。
所以从人才方面来讲，供给量，供给结构，人才成本以及人才稳定性是考量人才方面的四大要素。
那么我们为什么在软件外包产业当中，不提人才高地，而是人才池(talent pool)？因为可以形象的想象一下，高地虽然现在人多，但全都流走了。而人才池是相对稳定的，另外它会有序的流动和有可控性。
机制创新与来自全球的竞争
欧阳斌：我们注意到，“在岸外包引擎”中似乎也有一个引擎，那就是规划中的全国首创的“中国软件外包权益交易平台”。这个平台将有哪几方来运作，谁来主导？大致的运作思路是什么样的？如何推向全国乃至全球？
沐华平：这个目前我们也在规划当中，来推动这个事情。现在看来，要让企业软件外包往外进行外包的话，必然涉及到外包价格的定价问题，外包业务的定价应该建立在一个平台交易的基础上，所以我们在构想这样的软件外包产业交易的平台。这个构想也得到的工业和信息化部领导的一些肯定，今年就会有一些实质性的启动。至于怎样才能创建一个合理的机制，我们也在和有关的企业进行探讨。
我在设想应该借助公共的交易平台，政府在其中可能要发挥作用，但是平台运作的主体应该是企业，要符合市场交易的规程，能够使交易的各方有充分的信任度，同时也有一定的利润回报维持正常的生存。努力使这个平台成为中国乃至世界软件外包权益交易的平台，聚集软件外包公司，我们的传统企业，这些发包公司，在这里进行对接，形成他们互相交流，交易的一种场所。
这个在全国也是一个的首创，但是很显然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工程，需要科学的论证，合理的规划，分步的实施这样才有可能实现。
环境：机制创新、政策推动与文化氛围
欧阳斌：基于“中国服务外包前沿城市”、“中国在岸外包的引擎”的战略目标，重庆在机制创新、政策推动上有何举措？最新启动的将是哪些？
沐华平：我们启动了一个的“双十战略”，即十大基础平台和十大激励政策。我认为在政策方面来讲全国很多城市大体雷同，一旦政策一公开大家都可以进行仿效，没有什么不一样。最重要的是重庆有一个很好的团队，在推动政策的落实过程中，会根据某一时某一事的发展变化来制定一个点对点的谈判策略，和点对点的激励方案。
只要你到重庆来发展，重庆保证n+1这样一个策略。什么叫n+1？n表示其他城市所有的政策我都可以有，另外还附加一个政策，就让你能够感觉贴心的服务。同时1也表示，在其他地区你所有的成本和收益核算以后，到重庆这个地方来可以增加1%的利润增长。这个1是不可复制的，我们一对一的谈判才会给，是不会对外讲的。一个地方公布的政策越多，对投资的环境就越不能产生好的影响，只有点对点的才会有效。
欧阳斌：重庆市政府在未来3年里计划投入多少？
沐华平：对整个IT产业来讲，今后3到5年我们要投1500亿。我们软件的产业现在是200亿，经过几年的发展，目标是2012年要达到500亿。其实我们内心里面希望超过1000亿，因为我们一个北部新区就要500亿，所以这个数字应该是800亿到1000亿中间，最保守的数据是70%的可能性到1000亿。
在这1000亿当中来讲，因为软件的投入相对要少，可能是1：10的投入，所以可能有100亿的投入。其中包含了一些的基础设施的投入，包含了人才方面的投入，也包含了平台方面的投入等等，包括软件园自身的一些投入，全部算进去差不多有100亿。当然这个投入当中可能也要分政府的投入和平台的投入，多个渠道来进行投入。
欧阳斌：讲到投入规划和整个市场环境，西部就拿西安和成都来说，咱们重庆从投入规模、目标和自身的优势来看，怎么来产生自己的特点？
沐华平：说实话我不太在乎周边城市怎么提升的，因为我知道软件外包产业发展的竞争不是来自于周边城市，而是来自于全球范围，我们是需要迎接来自全球性的，比如印度班加罗尔的竞争。我们现在得到一个数据，印度不仅语言好而且成本还很低。对中国来讲，中国面临的是和印度的竞争。
城市之间来讲的话，中西部地区要想把软件外包发展上去，唯有练好自己的内功，强化自己的能力，发掘良好的平台，完善自身的环境，使你这个地区在做外包产业来讲，没有硬伤。比如说，通讯要有足够的带宽；搞数据中心的地方要地质稳定，没有地震；再比方说，城市是一个开放性的人文环境。
当然重庆有什么样的优势呢？中央政府给重庆量身订做了国务院8号文这样的政策，其中专门提出来重庆要打造十大国际出口局的这样的国际数据通道，要进行三网融合的经验，打造现代制造业基地。诸如此类，给重庆外包产业本身就提供了一个的中央政府支持的条件。重庆的信息产业包括软件服务外包产业来讲，拥有历史上难得的发展机遇，这种机遇变成了国家战略，不是说一般性的周边城市可以比较的。我们的发展是中央领导牵挂的，我们的发展也会带动周边的发展，我们也有义务和成都西安共同成长。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只有我们大家共同成长，这个板块才能够吸引更多要素到这里考察，才能够使这些先进的要素进行流动。所以西安也好，成都也好，重庆也好，我个人认为合作大于竞争，我们要共同谋划“西三角”这样一个的板块经济概念。我们希望在整个的合作当中，能够在世界平面上和国外进行竞争，能使这个板块的服务外包产业感到良好的环境。
欧阳斌：之前提到重庆不仅争取到惠普的“落户”，而且是一个有历史记录的落户?前几天，思科全球副总裁林先生来重庆时也给与了了高度赞扬，认为“投资环境很好”，您认为政府为这个“环境”做出的“卖点”在哪儿？
沐华平：投资的环境这是一个大文章，有硬环境和软环境。硬环境是基础措施，很显然重庆经过直辖11年的发展以后，基础设施得到了大大的改善。而且从现在的战略发展规划，我们的基础设施，在中国的版图中来讲的话，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软环境的卖点在什么地方？我个人认为最大的卖点就在于重庆是一个诚信的城市，是一个知识产权保护得很好的城市。一个地方知识产权保护非常好，别人才敢把东西外包给你，而重庆是我们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示范城市。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卖点来自于重庆惠普公司讲的一句话，他们到全球很多地方谈判，发现重庆领导非常专业，非常有效率，这是很少见的团队。这样一个领导团队，我个人认为在历史上也不是多见的，对重庆来说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Active重庆吸引投资
欧阳斌：您觉得文化氛围对于吸引外来投资和外来业务有什么样的意义？您认为重庆有什么样的文化氛围特点？还需要做哪些？
沐华平：多样性的文化，或者多样性的产业，对一个地区的创新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一个地区是单一性的，那么这个地区就可能产生大量的制造业，如果这个地区是多样性的话，那么他就可能产生创新性的产业，比如说IT产业。
多样性产生了创新，创新产生了高智能产业对长期进口资源尤为重要，因为多样性有几个重要的特征，什么特征？包容、鼓励冒险、容忍失败，这些对创新来讲，对现有投资来讲至关重要的。如果这个地区没有多样性，它就可能不容忍那些创新型的人才到这里发展，而这些创新人才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可能不被世俗所接受。所以重庆这个地方将来产业的发展，更重要是培养多样性的文化，并不是说仅仅是单一去做投资，单一的去讲人才，没有讲多样性文化的重要性。重庆正在从单一性的文化向多样性的文化迈进，也是我做的一个重要的主导工作。
重庆的汽车、摩托车现在是第一大的产业，将来一定会被IT产业所代替，重庆提出要打造IT作为第一支柱产业的战略目标。从文化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一方面在推动汽车制造业、摩托车和装备制造业提高技术含量，比如发展汽车电子；第二利用现有的制造业提供市场发展增产服务，发展金融、物流、研究开发等等，通过现有的制造业基础来发展有先进文化的产业，最有可能推动这个城市从传统走向现代。
欧阳斌：如果您要把您的哈佛校友引到重庆来，需要用简单的一两句话来概括重庆的文化特征，您会怎么说？
沐华平：我曾经在香港待了三个月，当时给我一个最大的印象就是香港的active。所以我认为，如果要告诉我的哈佛校友到重庆来发展的话，我会告诉他们Active Chongqing就是最大的特征。
一个人你想选择今天，那可能不会选择重庆；但是你如果选择明天的话，那就必须要选择重庆，因为重庆是一个蒸蒸日上有活力的城市。你要活在今天还是活在明天？只有对未来有期待有期望的人，才会感到生命有意义，所以我才会用Active Chongqing来作为最大的卖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