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最高检印发《检察大数据行动指南(2017— 2020 年)》，通过一中心、四体系的建设方案实现从试点到全面推广的 4 年规划，打造数据化、科学化、智能化的“智慧检务”。作为坚守社会底线的检察机关，应对数据化、信息化的机遇，解放司法一线办案人员的生产力、提升司法质量的时代要求面前，做出了这样的承诺。
一、司法大数据应当如何定义
对于司法大数据的分类可依差别尺度，如按照司法机关的差别分为法院数据和检察数据，或者按照主体的差别分为案件数据和办理数据，甚至还可以按照差别的业务条线进行详细的划分。这里，我们更想强调的是聚焦在“司法”自己，以办案为圆心，定义分布在办案周围的各种数据。包孕以下几种：
1.案件自己的数据
这是最为常见、也是最能为人理解的司法大数据种类。以刑事公诉案件为例，案件从立案、侦查、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到最后审判、执行，整个过程中，物理形态从证据材料到电子卷宗、系统数据、法律文书等等，但其中涉及的数据种类无外乎案件实体数据，如犯罪人主体身份数据、犯罪行为数据、犯罪结果数据等，以及按照案件流程差别产生的案件程序数据，即在办案过程中产生、沉淀的案件数据，如诉讼经过、侦查监督等。
数据存在的形式刚开始可能是一份份笔录、证言、书证、物证，最终经过办案人员整理，形成终结性的办案文书，载明上述数据的内容和明细，同时将相关数据进行结构化处理，输入或者上传至办案系统，从而在实体和线上都留存了相应数据。实体数据多以文本的形式表现；线上数据，尤其是检察院统一案件办理系统、法院智能办案辅助系统的广泛适用，更多的表示为结构化的字段以及电子文本。
当这些案件数据沉淀下来、汇集起来的时候，，又可以产生趋势性或者预测性的司法判断，以案例集、数据陈诉等形式存储，为当下以及未来的案件提供数据支持。
2.办案主体相关数据
这方面的数据往往不被司法一线人员重视，因为他们作为数据的使用者，往往忽视了本身也是数据的生产者。但在员额改革的今天，主体相关数据就显得尤为重要。例如统计年鉴中经常会涉及的政法事业编以及现在所提及的员额法官、检察官数量，都是办案主体总体上量的规模统计，但对于每名主体质的评价，也应该是司法大数据应该涵盖的范围。
如可以按照每名检察官的结案数量、结案率、结案周期、卷宗册数、案由类型、文书说理占比（起诉书中“本院认为部分”字数占全部起诉书字数的比例）、掩护力度（起诉书与判决书比较的偏离程度）、案件平均开庭次数、论文陈诉、案件第三方评价等多个维度对每个检察官的能力情况进行立体展示，甚至可以通过团队平均值来计算每名检察官的偏离度情况，以更好的识别优秀办案能手，做到能者就列，真正发挥员额制的作用。
3.办案相关物质保障数据
与上面两个数据比拟，这项数据更不容易与司法大数据进行关联，但所有的办案行为都需要借助必然的物质基础，好比提讯犯罪嫌疑人，因为看守所一般都离检察机关办案场所较远，来回的在途时间以及车辆保障就是确保案件能否定时、高效完成的重要因素，甚至有的单位车辆不足的情况下，会采取每周发车一次的做法来变相限制办案的及时性，在移送法院审查起诉、退回增补侦查等过程中也会遇到类似问题，由于案管部门人力、物力保障不足，会与办案部门口头约定每周几次的送案时间，这也导致了办案期限的报答延长。
由此，也需要用科学数据或者技术的方法来化解这些报答设限，好比可以通过远程提讯的方式解决在途的问题，通过电子卷宗传递的方式解决流程衔接的问题，通过对司法机关整体物质保障情况进行梳理，建立动态、实时的人员、车辆调配体系，切实保障一线办案部门的需求。
4.上述几种司法大数据进行彼此关联、激活，可以产生更大的生产力
既往大数据强调的是以数据为核心，现在随着区块链技术的成熟，数据应用强调是以报答核心，打破传统数据条状化所带来的单维相关率问题，在数据自由流动的前提下，以司法主体、组织等差别主体为起点，通过历史数据与实时数据的融合、线上数据与线下数据的融合、文本数据与结构化数据的融合，寻找办案之间、办案与非办案行为之间的关联关系，通过每一个数据元的激活和释放能力，让司法系统乃至司法系统之外的每一个人都按照本身的自由联想和思维逻辑表达想法，彼此启发，以达到新思维的碰撞、创新。
二、检察机关的司法大数据应用
1..检察机关的地位决定了其促进全诉讼流程数据尺度化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