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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适度超前是必要的，但有些方面过度超前，抬高了用户成本或不可持续的公共部门债务。现有5G技术很不成熟，数千亿级的投资已经布下，而且运营成本极高，找不到应用场景，今后消化成本是难题。”
上述表示引起不小争论，赞同者认为当前5G无规模化应用场景，持续进行网络扩建，将带来成本巨大负担；反对者认为5G技术本身是成熟的，在有了规模化网络之后，产业内自然而然会推动创新成果诞生。
追本溯源，笔者查找了相关表示的出处，是在不久前中国经济50人论坛研讨会上，楼继伟在分析“双循环战略”中，“国内大循环”的堵点时所言。可以说，这番言论是基于宏观环境而言。
首先，中国经济50人论坛是中央决策的重要智库。与会者在研讨会上的发言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相关的观点有较高概率汇总到高层决策者处，并且能在落实为最后的行动的；甚至，通过此论坛的研讨会，所透露的信息已经是决策层的思考，期望借助专家研讨、公众讨论等方式，形成更广泛的观点。
其次，对5G建设的相关表示是分析“国内大循环”堵点的案例。具体而言，在投资有限的前提下，5G等基础设施，如果投资回收期过长，将影响“国内大循环”快速实现的目标。也就是说，是否保持5G投资的力度，已经不仅是信息通信产业的事情，而是更宏大目标的组成部分了。大建、缓建、甚至不建，都需要符合建设“国内大循环”这个宏观目标。
实话实说，从财务方面而言，5G的回报不是一个短期的过程。从公众应用角度而言，从1G到4G，各代际的变化，前期均积累了巨大的堰塞湖，一旦开闸即可宣泄。1G到2G，是对网络质量的追求，对更低服务价格的追求；2G到3G，是对高速数据服务的追求，是Wi-Fi积累的需求与2.5G网络的供给，所不匹配的结果；3G到4G，是TD-SCDMA所积蓄了巨大用户需求的结果。但4G到5G，似乎并没有什么规模型的痛点被解决，即便是高清视频，4G网络也可以支持，而诸如云游戏、云VR等，尚未达到必须要使用的程度。为此，王建宙曾经在一次会议上说，目前5G网络下，用户使用最多的是测速工具，这样他们才能看到5G的与众不同。
而从政企应用角度而言，同样如此。ITU所描绘的5G三大场景中，大部分是为政企应用服务的，如广连接、低延迟、高速率等。但作为讲究稳定性和综合成本的政企用户而言，同运营商合作建设若干试点工程，他们是愿意的；让他们规模型主动投入，却都是犹豫的，更何况当前5G所提供的所有应用场景，要么是可以通过现有更成熟技术替代，要么就是场景规模太小，不足以支撑基础设施规模运营。
但是，必须要承认，有什么路，就能诞生什么车。现在可能没有什么爆款的5G应用，去让网络等基础设施充分发挥作用；但基础设施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