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事上周到青岛出差，其间去了趟家乐福，回来感叹说：看到卖场内的耐克和阿迪达斯特价场中的产品，感觉都像是假货，由此引发她对两大运动巨头在中国的生产是否泛滥的推测。
由她的感受可以推演三种可能性：一、这些产品确实出自耐克和阿迪达斯指定的代工工厂，且由正常渠道出货；只不过可能是过季的库存产品，所以看起来像地摊货；二、产品是出自指定工厂，但是通过非正常渠道流出，这些产品往往可能是生产线上次品；三、它们的确就是假货。
运动服装行业基本上最早引进虚拟生产模式的行业，其中尤以耐克为最。从商业模式看，中国的李宁[18.34 -0.11%]公司以及去年以来特别受推崇的休闲类服装品牌美特斯·邦威，无出其右。以利润率为衡量指标的话，虚拟生产企业普遍优于制造型企业。去年在研究全球最大的运动鞋制造商——台湾的宝成集团（旗下拥有两家香港上市公司：裕元和宝胜国际[1.06 -5.36%]），我们发现，即便全球每生产5双运动鞋，其中就有一双来自宝成集团，这家为品牌企业服务的制造商的CEO在言谈之间依然小心翼翼，生怕用错词语，以冒犯品牌商。更为直观的是，作为制造商，以上市公司裕元为例，其毛利率大约在24%左右，远低于李宁等品牌商60%-70%的毛利率。
于是，如何通过成功的品牌运作，进而有效地控制或者说整合从生产到终端零售的全供应链，成了试图摆脱增长瓶颈的多数制造型企业会选择的逃生路径。今年以来，最吸引眼球的外包事件，即海尔集团宣布进行战略转型。2月中旬，海尔集团的CEO张瑞敏宣布：海尔接下来将考虑逐步将生产外包，进而将资源更多地集中到品牌和营销的功能模块上。
相呼应的是，在一份CFO亚洲研究服务部完成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与整体样本相比，较大的企业更相信外包将会有助于他们在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中生存和繁荣。全体受访者中的37%同意外包在金融危机中会产生积极的作用。在来自年收入超过人民币5亿元（7500万美元）的企业的受访者中，有42%的人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这一比例高于其他类型的受访者。年收入超过人民币34亿元（5亿美元）的企业的受访者中，这一比例攀升至47%。这份调查涉及任职于大型国有企业、私有企业以及跨国公司在内的175名在华企业的首席财务官、财务总监、司库和其他高层管理人。
正在发生的和已经统计的数据，都指向这么一个趋势：外包就像一杯高乐高，能够让你的公司更上一层楼。能“长高”，固然是好事，问题是，它一定有效么？它不会有副作用么？
Richard J. Ruiz认为外包业务可以让小公司比以往更快地“长成”大公司，Richard是IBM全球信息科技服务部亚太区副总裁。在他看来印度电信公司Bharti就是一个不错的例子。Bharti基本上是将耐克的模式运用到电信，这家印度电信公司将主要的资源和精力集中在如何发展新用户和维系客户体验，为此，它将相关的基础设施以及IT等业务外包给IBM等公司。反过来，由于IBM又利用其在全球的业务布局，帮助Bharti快速扩张业务。
这听起来很吸引人，不过Richard却没有解释，这种外包关系可以如何保障Bharti的用户体验，确切地说，可以在两家公司都有钱赚的前提下，保障用户体验。
如何保障外包业务是可控的，这确实是存在风险的。如文章最初提及的高档运动鞋的困扰，品牌商在享受虚拟生产带来的高利润率时，也常常困扰于“制造外包”的风险——如何确保公司对OEM甚至ODM的控制。在思考品牌商和贴牌商之间的关系时，以耐克为例，如果有一天宝成与耐克翻脸了，那么或许就是阿迪达斯、李宁等公司超越前者的最佳时机。因为即便品牌再强大，耐克也无法在短期内迅速找到一家能力等同于宝成的生产供应商，二者只能两败俱伤。
于是，为了减少对单一外包商的依赖风险，品牌公司往往会考虑进行分布式生产布局，这意味着它们要找到或者培养相应的合格外包业务提供商。这些分布式生产布局，如今基本上都是全球落子。
近期，博斯咨询公司的两位合伙人Mike和Marc撰文提醒正在跨国运营的公司们：分布式生产布局存在风险。通过调研全球汽车产商和供应商的合作情况，他们认为：信息化上的吝啬将引发流程上的纰漏，进而造成合作的困扰，或者是直接导致合作主导方的经济损失。
他们认为，在现实情况中，往往存在一些悖论式的管理问题：
首先，当公司考虑将生产转移到新兴市场时，降低成本往往是极为重要的推动因素。那么如何在满足公司高层期待降低成本的前提下，建立一套标准的IT服务？其次，什么形式的IT架构将支持公司进入一个新兴市场？如何在对接现有的IT架构基础上，提供新的解决方案？
换言之，即便目前没有足够多的样本可以证明：外包是公司突破发展瓶颈的良方，但可以判定的是：外包的发展将是IT公司，尤其是软件提供商的“高乐高”。因为不管海尔还是其它一些公司，试图通过外包“变轻”，那么它们首先一定要安装或者升级它们的ERP等信息系统。
